团司令部（三十四）周连长自己关自己禁闭

  九二年上半年的时候，司令部交接班的时候，团长黄光雄连续几天，一直在追问军务股一件事儿，都是关于军史上交情况。这个军史是三十八集团军的军史，由集团军组织编写，记录了集团军部队的成长奋斗历程的一本厚厚的书。军史属于内部资料，不公开发行。

  集团军机关有军史办，间隔几年就会更新军史。更新的时候，对以往的历史会做少量更正和补充，主要是添加上一版军史中没有记录的集团军重大活动。军史由专人撰写，众多领导把关，最后下发部队和老领导们以供学习和参考，军史的文字很简练，属于官方记录历史。军史每个团两本，由团保密室收存保管，离休干部每人一本。

  因为新版军史下发以后，我翻看过新增加的内容。主要是记录了集团军近几年执行重大任务情况，政治立场肯定没啥问题。因为是和平时期，有些数据记录得很详细。问题应该就出在这个数据上，这从后来修改后再下发的军史中就能够获得验证。军史不属于保密文件，顶天了也就算内部资料。但不了解什么原因，境外一些媒体，引用了我们军史的一些内容，所以有关部门要把新版的军史收回去，重新组织编写。

  这样的一个问题与我们团没啥关系，只要把书完整上交就行了。可能是集团军和师里领导对这个问题抓的很紧，所以黄团长条件反射地一再追问这个事儿。最后还把保密员鲍洪群叫过来，追问他什么时间上交师里的？交给了谁？做没做登记？

  这个事儿虽然是由集团军布置下来的工作，但牵扯我们团的因素并不多。但黄团长追问鲍洪群的严肃态度，让我很是有点打骡子马惊的感觉，内心里提醒自己今后办事儿绝对不可以马虎，一定要严谨。

  雨季的时候，集团军追查的另一件事儿，就让我们团有点说不清道不明了，而且这事儿主要牵扯的就是我们军务股。

  集团军让我们团速查一名叫王某录的战士，他因为犯事儿已经被保定市公安局抓获。这事儿就严重了，军务股负责内勤的王成武参谋，几次在交班会上被团长追问。

  情况大概是这样的：这个王某录原本并不是我们团的战士，他是经过集团军军务处，从外单位调过来，被集团军分到了我们师，我们师又把他分到我们团，军务股把他分到了步兵三营的一个连队。王某录调过来以后，只是行政关系等手续到了三营，人并没有报到。他利用调动的机会，在保定近郊的家里呆着。有一次赶上下雨，王某录准备出去偷点东西抢点钱，碰上一个年轻妇女就下手了，作案完毕以后跑回了家里。警察根据脚印就把他抓获了。

  我们团说他刚调过来，人还没有报到，这是实话。但他的各种手续已经到了我们团，这也是事实。调动期间出事儿，责任由谁来负，只能由上级来定。

  在时隔不久集团军召开的电话会议上，这个事儿作为一个很严重的事件被通报，我们团也被通报批评，集团军军务处的副处长也被点名批评，因为这个王某录调动是他签字的。这个事儿弄得黄团长有点恼羞成怒有苦说不出，王成武更是诚惶诚恐多方解释。

  王某录后来被判处了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后来被移送到位于满城县的监狱服刑。

  我没调到机关的时候，也在团里参加过电话会议。当时入场以后就直接听会，不了解这一个会是怎么弄的。到机关以后，看到每次电话会议前，总机班和通信股的战友，会拿来一个上面有镂空五角星图案的木头盒子，这就是小喇叭。从靠近会场的办公室里面拉过一条电话线，把电话线连接在这个喇叭上，然后再连通一个话筒。喇叭就等于电话的耳机，话筒相当于送话器。

  七十年代初期，北京近郊农村，家家都安装了一个小喇叭。虽然村里各处都安装有大喇叭，而且他们是连在一起的，当时就感到有点多此一举。每到中午和晚上的广播时间，家家户户说话都需要大点声儿，不然都是喇叭里面的广播声音。我爸把我们家的小喇叭装了一个拉线开关，把开关拉一下就等于把小喇叭关闭了，后来很多人家都这么办了。

  看到我们团电话会议用的喇叭，又熟悉又有点失望。熟悉的是想起了农村的小喇叭，失望的是这么一个现代化的部队，用这么个破木头盒子传递那么大领导的声音。而且有些集团军和师里领导，官儿当得挺大，但讲话时候一样哼哼哈哈，跟公社干部和村里干部好像也没啥区别。

  九十年代初期，集团军召开的电话会议比较多。会议内容也各不相同，不光是安全防事故有关情况，管理工作大检查的时候也用电话会议布置。因为集团军部队分布比较广，在集团军组织的检查中，通常分成南片区和北片区。南北片区的划分通常以保定为准，保定以南为南片区，我们师属于北片区。

  每次集团军电话会议结束的时候，师里会继续开会。按照集团军各位领导的发言顺序和所讲内容，由师里对应的领导，再提出师里的要求和意见。师里领导讲完以后，通信股或者总机班的战友会把小喇叭关上，团里领导再讲具体落实的做法。

  刚开始参加这种会议的时候无经验，每个领导讲话都争取记录下来。后来发现，大部分领导的发言都是一种姿态性的，并没多少真实的操作性。这些领导的讲话，更多的是表明自己态度，显示自己的存在。最后发言的领导，才是最重要的，也最有操作性。

  我们团里领导也是这样，前面发言的领导一般都是按照文件传达上级的指示精神。只有到最后，黄团长掏出他的小本子，说讲几个具体事儿的时候，这才是最重要最有操作性的话。这种讲话，也充足表现了啥叫：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因为是最后发言，才有纠正前面发言的机会。能够纠正其他领导的说法，自然是实际上的决策人。

  也可能是位置和视角不同，我觉得当时部队挺乱的，各种各样的违纪层出不穷。违反军容风纪大多数表现在穿各种各样的自购衬衣，酗酒打群架也时有发生。

  我记得有一场打架事件是这样的：坦克营的两个小战友有点矛盾，其中一个人就跟炮兵营的一个老乡战友说了，让炮兵营的这个战友帮自己出出气，并远远指认了准备教训的对象。结果炮兵营这个战友跟其他老乡喝完酒以后去了坦克营，晕头吧恼地把其他一个战友给打了一顿，然后跑回了炮兵营。坦克营营长王玉华和教导员高树新，经过调查了解情况，连夜就找到了炮兵营营长汤雪山和教导员王战胜。

  这个事儿不光是军务股双无办参加了处理，政治处重新恢复的保卫股股长安宗荣也参加了处理。

  在处理类似事情的过程中，跟各营连都打过交道，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炮兵营教导员王战胜。王教导员从干部股长到炮兵营时间不长，面对炮兵营接二连三的出事儿，他不像其他干部那样患得患失，而是采取开放的心态，积极努力配合团机关对问题的处理。他的这种胸襟和格局，是很多同期战友不具备的。

  当时处理这样一些问题的过程中，炮兵营营部司机班长杨威同样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杨威是八八年兵山西人，中等偏高的个子长得很虎势，自带一种正义感。对需要找那个人了解情况，王教导员布置以后，他很快就把人找来，可以发现王教导员很倚重他。杨威带领的司机班，就等于炮兵营的小纠察队。

  在内蒙驻训期间，周志杰（后）和营长汤雪山（前左）教导员杜春生（前右）合影。

  团里经常出事儿，就要开一个反不良倾向大会。年底的时候，第二天就要召开反不良倾向大会了，结果榴炮一连报告，原准备第二天就要带上主席台亮相，然后宣布处理结果的一个小战友张某不见了。早就跟连队交待好，要看管好小张，确保第二天会议顺顺利利地进行，结果出了这个事儿。

  团里领导了解这一个事儿以后，应该说是恼羞成怒暴跳如雷，最起码我看见的潘建平副团长是这么个状态。这就好比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请帖也发出去了，就等第二天办喜事，结果新郎找不着了。

  潘建平副团长听说这个事儿以后，带上尹燕津我们俩就到了炮兵营。汤雪山营长和王战胜教导员还想把潘副团长让到营会议室，汇报一下情况，结果潘副团长直接去了榴炮一连连部。

  平时嘻嘻哈哈挺乐观的榴炮一连连长周志杰，脸上不见一丝笑容，诚惶诚恐地回答着潘副团长的提问。实际上他也说不出啥有价值的情况，就是睡醒觉发现小张不见了。联想到小张和周志杰老家离得不远，都在批评周志杰的时候，小尹说了一句话：“这肯定是给放走的，连长应该关禁闭。”潘副团长正在气头上，随口就接了一句：“对，关禁闭！”说完我们几个人就走出了榴炮一连。

  当时我们谁都知道所谓的关禁闭是一句气头上的玩笑话，都没有当真。因为关禁闭是一种纪律处分，有严格的审批权限。对一个连长的禁闭，不是副团长随口一说的事儿。

  几年以后，我到炮兵营当营长，周志杰是副营长。有一次闲聊起这个事儿的时候，其他人说周志杰真关了禁闭。我问周志杰怎么回事，他说本来张某跑了，他也很懊恼，结果听到潘副团长关于禁闭这句话以后，他自己来了一个顺坡下驴，自己给自己禁闭起来了。我问他怎么禁闭的，他说就是带了几本金庸的武打小说，在自己住的屋子里不出来，吃饭的时候，让通信员从饭堂把饭打回来，送到他屋里。我赶紧追问他上厕所怎么办，他笑着说当然是自己去啊。

  周志杰说的这个自己关禁闭的事儿，让我想起同时期的四连连长任庆龙。任庆龙是八三年兵天津人，跟高长青是老乡。九一年我们一炮连去师农场生产就是接四连的班。有一次为了迎接上级检查，各部门各种通知都往营连发，一天十几个通知需要落实。任庆龙接通知接到无语，直接来了一个就地躺平，什么通知也不接不看了，在屋里睡了一天大觉。大睡一天以后，问其他人自己耽误什么事儿没有，结果啥事儿也没有。这个事儿不久就传遍了全团。

  周志杰的自我禁闭和任庆龙的蒙头大睡一天，按照多年以后的说法就是躺平。个人选择躺平的时间和方法。

  炮兵营和榴炮一连，派了不少人去找张某。团政治处主任郭志刚，在听到张某可能在易县的消息以后，晚上也带着政治处的几个干事，表示要帮助寻找。潘副团长属于在家坐镇的，看到郭主任坐着山花车准备去易县的时候。潘副团长把我拉到一边交代，等我们回来的时候，要请郭主任他们到战士餐厅去吃点夜宵，记到他的账上，算是对郭主任等人的一个答谢。

  初冬晚上的易县大街空空荡荡，行人和车辆都很少，只有很少的商店或者饭店里面亮着灯。来到张某可能躲藏的人家，一只手负伤还缠着绷带的刘希庭上前询问，自然也没啥结果。山花车漫无目的地在易县各条街道转了一圈，无奈地回到团里。

  我跟郭主任报告了潘副团长让大家到战士餐厅吃饭的事儿，郭主任笑着用征求意见的口吻问我也是问大家：“还吃么？”由于这不是我请大家吃饭，这是替潘副团长请客，所以我的底气很足，非常肯定地说一定要吃。郭主任看其他人都是这个意思，说了一句：“那好吧！”

  我们团的战士餐厅，在原来团服务社的位置，也就是后来的榴炮二连饭堂。团服务社搬到三号院以后，这里就由张忠金政委的内弟开了一个四川火锅店，名字就叫战士餐厅。

  当时正是四川火锅在全国遍地开店的时候，重油重口味的四川火锅，正适合刚刚解决温饱的国人口味。远不像后来大家追求清淡少油少盐，四川火锅走下坡路的时候。也可能是先入为主的原因，我觉得战士餐厅的四川火锅，是我吃过的最好吃最正宗的四川火锅。后来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档次的餐厅，都觉得没有我们团战士餐厅四川火锅好吃正宗。

  因为是部队内部开的餐厅，虽然也接待外面的客人，但仍以部队人员为主，所以也不进行复杂的装修。炮兵营很多人在这里吃完火锅以后，还要把吃剩下的锅底端走，自己弄点蔬菜再吃一顿。因为当时在外面吃饭属于违纪，在这里吃饭不算，所以这里的买卖很红火。不光是我们团的干部战士喜欢吃这里的火锅，原来我们师政委后来调到集团军当副政委的贺兆言政委，也慕名到这里吃过。

  当时小尹我们俩跟潘副团长晚上聊天的时候，其中一个不时就会提起的话题就是：请我们俩吃顿四川火锅。潘副团长一般都是马上答应，很久也不落实。每次提起这个事儿，立马表态明天就吃，真到了第二天，又不知道因为啥事儿给耽误了。

  用潘副团长的钱请客这事儿挺好，我征求完郭主任和大家的意见后，点了很多好吃的，什么广式香肠鸭肠羊肉黄喉宽粉大白菜等等。吃完饭算完账以后，第二天我一五一十地跟潘副团长报告。报告的时候，小尹问了我一句，留没留出今后我们俩单独去吃一顿的钱。我一下子醒悟过来后悔得够呛，潘副团长我们三个都笑了起来。

  没有新郎婚礼也得办，第二天团里按照原计划召开了反不良倾向大会。在入场的时候，团长和团里其他领导都站在俱乐部前面，每个入场单位的主官也站在那里，检查每个入场人员的着装，主要是穿自购衬衣的情况。凡是穿花花绿绿自购衬衣的人员，当场脱下堆在一边。等全体人员入场结束以后，收缴的自购衬衣有三四十件。按照黄团长指示，我让纠察队把这些衬衣，抱到炮兵营前面的雨裂沟里，一把火给烧了。

  这就是榆树老乡干的好事！其中有我！都要复原回家了！半夜在俱乐部门前被剃光头！[呲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