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原高官谈“”：我吃的你们都买得到

  “化肥和农药被妖魔化了。”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原农业部副部长牛盾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提醒，在国内农产品安全问题上，有害微生物的危害远比民众关注的农药残留要大得多。针对公众普遍关注的转基因农产品安全问题，牛盾透露，《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目前正在修订过程中，在加强监管、保证消费者知情权等方面会有更多考量。

  如何保障中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牛盾认为，目前最关键也是最为薄弱的，便是执法落实环节。为此，一定要实行各级领导负责制，对监管不力的要处罚，才能堵住漏洞。

  牛盾说，现在个别媒体和花了钱的人化肥、农药有点儿妖魔化了，有害微生物的危害远比民众关注的农药残留要大得多。

  北青报：当下公众对餐桌上的农产品安全有一些顾虑，比如有报道称海产养殖滥用抗生素等。怎么样才可以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牛盾：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是全社会都高度关注的事情。在中国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我们该向工业化国家借鉴学习，提升农产品安全。

  从技术上讲，我国抓农产品安全才20多年。现在是千家万户小规模生产，我们的监管覆盖需要搭配，要把市场入口封好。哪个国家都有漏洞，西班牙、德国的黄瓜、西红柿出现过有害微生物污染。出现漏洞，我们尽量缝好就是了。

  保证安全，第一要制定出质量安全标准及配套体系，标准可参照发达国家；第二是建立强大的技术保证和技术支撑体系，能对进口和国内农产品进行技术检验和检测；第三是建立农产品认证、认可体系。经过认证无公害、绿色、有机的产品，要给其证书和资质；第四是整个国家要有强大的投入，推动前面三项建设，要有强大的行政执法能力落实这个事情。至少四个环节，才可能正真的保证一个国家农产品安全。

  牛盾：现在执法落实环节最薄弱，容易出问题。现在缺的不是好的理念和政策，缺的是落实。执法是要碰硬的，要剥夺一部分人的权力，保护一部分人的权利。政府要明确是各个部门的职能，还需要注意信息反馈，收集批评和建设信息。

  牛盾：一定要实行各级领导负责制。对渎职领导干部要问责。我认为，追查农产品安全犯罪，不要只对犯罪分子进行惩罚，对监管不力的部门、领导也要惩罚。

  牛盾：有。农业部也有这方面的案例。不只农产品安全，各领域如环保等，出了问题，也有领导被追责的。

  牛盾：一味追求纯天然绿色食品，那是小部分欧洲贵族的生活方式。都照那样的标准，世界恐怕要饿死一半人口。

  我认为，现在个别媒体和花了钱的人化肥、农药有点儿妖魔化了。现在市面宣传一种产品好，就强调没有用化肥和农药。这都是不全面、不专业的表述。化肥是人类科学技术创新的优秀成果，不施化肥，作物的营养从哪里来？现在强调的是要科学施用、不能滥用，造成残留的对人类有害，所以不能以偏概全，去反对化肥、农药。这是不科学的态度。

  实际上，我们食品安全领域，最大的问题是生活小习惯，比如食用隔夜菜、腊肉等，由此产生的有害微生物，对国民的危害比你们关注的药残污染要大得多。困扰西方国家的化学污染，比如比利时饲料有强烈的致癌物二恶英，而我们更突出的是微生物污染问题。公众认知其实有很大的偏离。

  牛盾：这就是信任危机的问题。所以要强调对不法企业施以重典，否则市场机制就变成劣币驱逐良币。要用铁的手腕，发现一起处罚一起。

  自2015年3月被任命为中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牛盾在国外履职一年。据他观察，西方国家食品安全问题也有漏洞，只是国内媒体鲜有报道。去年我国进口了8000万吨大豆，国内大豆的产量却正在缩减。针对在国内种植转基因大豆的建议，牛盾认为，非转基因大豆和进口大豆不是替代关系。

  北青报：我国大豆去年进口8000万吨，国内市场消费对进口大豆依存度达到80%以上。这样下去，未来不会有粮食安全风险隐患吗？

  牛盾：我们有自信能保证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目前无非是个别结构需要优化和调整。大豆只是单一的品种，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对大豆需求量增大，所以要大量进口。从另一个角度考虑，为降低风险，我们进口多元化，进口国不一定限定在美国，还可以同阿根廷、巴西等国家开展友好贸易关系。其次，遵循市场规律，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我们大家可以采取股份制、合作制等方式，在大豆主产国建立生产基地。

  北青报：有来自农业界的政协委员认为，如果让东北部分地区也种植转基因大豆，国内大豆的产量和价格竞争力就上来了。

  牛盾：中国的土地资源有限，大豆单产又低，所以要满足巨大需求量只能进口。美洲都是转基因大豆，转基因技术培育出来的是高油大豆，而我们的非转基因大豆是高蛋白大豆，后者要保证国内和东南亚地区的特殊需要，比如做豆酱、豆腐。人们害怕转基因大豆存在风险，其实转基因成分没有在脂肪里，是在蛋白质里，豆油中只有微量转基因碎片。目前也没有数据证明转基因大豆对人类健康有威胁。

  国内没有批准生产转基因大豆，但是能加工销售。通过大豆振兴计划、经过种植培养面积调整，能大大的提升国内非转基因大豆的产量。但是它和进口大豆不是一个替代关系。

  北青报：有科学家不解，国内研发的转基因大豆无法转化为商业化种植，而国外种植的转基因大豆正占领中国市场。

  牛盾：品种结构贸易的问题跟科学研究有一定联系，但不存在必然联系。国内也有研究转基因大豆，咱们进行安全评价时认为数据还不够，还需要更加多的比如代际数据。

  我们吃的非转基因大豆经过5000多年的验证，但至今还有人对大豆蛋白过敏。一个品种的研发需要非常慎重。我们大家都认为安全了，就可以商业化。进口大豆也是经过国外很久的试验，并通过了中国的安全评价，拿到了中国颁发的安全评价证书。

  担任农业部副部长期间，牛盾总被媒体追着问：您自己吃不吃转基因食品？领导干部是否有？

  本次接受北青报采访时，他很坦诚地回应：“我吃的农产品你们都可以买得到。我保证，我消费的农产品不是所谓的。我吃转基因农产品，但一定是经过安全评价的。”

  北青报：现在市场上非转基因产品标识特别醒目，以此吸引消费的人。可按照相关规定，不是含有转基因成分的产品才需要特别标识吗？

  牛盾：这是一个卖点，但这种商业促销的方式是不合法的，属于工商总局监管范畴。执法力量不够，就没能力全覆盖。

  现在市场的力量太大了，只要得到效益，他就反过来标识。转基因技术出现仅20多年，代际数据一个也没有，所以人们有一些疑虑，觉得非转基因更安全能够理解。我觉得这只是一种慎重的态度，不是完全排斥转基因技术。

  牛盾：转基因科普，农业部门也在强力推。但毕竟它属于高端生物技术知识，普及过程中还受到受众自身科技素养限制。此外，“挺转”和“反转”当下力量对比很激烈。

  牛盾：这是我们的职责。农业部门必然不会支持其中一方，这样不科学。我们要按事实、法律和结果说话。现在，支持转基因的科学家说主管部门不把握机会，反对转基因产品的人就说把民族健康放在第一位，更有极端言论讲，你们跟美国串通在一起……我们听得多了。

  北青报：为满足公众知情权，转基因标识管理是否应加强？此前还有专家呼吁尽快修订《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牛盾：确实应加强标识管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施行10多年了，现在正在修订过程中，要进一步完善。如何更准确监管、如何让我们消费者有知情权及选择权、如何不造成歧义，这些都在研究当中。

  牛盾：这是一个执法的问题。滥种就是违法，出现一起就要查处一起。不过具体调查过程很复杂，比如种子来自什么地方？怎么流出来的？谁批准种植的？任何人违法都不行。比如前些年的黄金大米事件，做科研的想要数据，其他人想要效益，最后查清楚了，证据确凿，违法人员都被绳之以法。国家没有规则不行，不按法律规定办事的，一定要受处罚。

  我们希望，包括反腐倡廉都要形成一个长效机制，对大家都好。这样大家都能规范地依法地开展工作。好比你开车技术再高、再遵守交通规则，遇到碰瓷的，你总是躲避不过的。很多人会因为你有公权、有资源，就打你的算盘、拉你下水。权力寻租在哪儿都一样。

  北青报：民众总是好奇，农业部领导吃的农产品和老百姓吃的农产品是否一样？他们吃不吃转基因食品？

  牛盾：我的回答是——我吃的农产品你们都能买得到，我保证，我消费的农产品不是所谓的；我吃转基因农产品，但是一定经过安全评价的那些。

  无论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还是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均以1990—1992年作为目标参考基准期，而全球人口一直增长使得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实现难度更大。格拉齐亚诺对中国的政策调整能力表示肯定：“中国能够在消除饥饿的过程中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正归功于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政策。

  农业部副部长牛盾4日对记者表示，中国人到日本买高价大米不是大众行为，日本高价大米贸易目标是当做礼品大米来销售，中国人出国也希望购买一些当地特色品，不必提升到食品安全高度进行讨论。就他个人而言，不会吃日本的牛肉大米蔬菜。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农业部在紧锣密鼓地探索农产品贸易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据牛盾介绍，第二个层面则是中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自贸区谈判。在谈到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农产品贸易问题时，牛盾指出，澳大利亚是全球农产品竞争力最强的国家。